Madeline's space

       

　　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多少有些不协调的形象现在是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感知了。不久前有社会调查显示：教师的职业声誉已经退缩到令人尴尬的历史新低，而在整个教师系统中，似乎有着最多学问、处于金字塔顶端、四处奔走、且对国家和各级政府大政小策的制定不无影响的“教授”阶层又处于谷底。严肃的研究有这样的结论，不登大雅之堂的手机短信也有刻薄的“写生”，说什么如今教授越来越像商人，摇唇鼓舌、四处游走赚钱（本无不对，猜测短信作者没太说清楚，也许是指教授的取财“无道”吧），而一向不为职业声望评价看好的商人，倒变得越来越像人们想象中的教授，鼓捣起什么讲课、著书立说的名堂，以致于人们确实弄不清楚究竟教授是商人呢，还是商人是教授，或者教授就是商人，商人就是教授。职业界线一泯灭，职业声望也就二一添作五，教授至多也就与商人打个平手了。 　　

　　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以上的有关教师职业声望的变迁，其速度之快已经达到了人们感情难以承受的地步：不过区区十来年，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已经变成了向来耻与为伍的“贩夫走卒”式的“下流”了，以往一些难以与教师、教育沾边的社会状态关联词，如腐败、黑幕等等，也突然间底气十足地与教授、教师、教育有起瓜葛来了，有关教授、教育的新闻也已经成为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街头小报的“料源”了。可见，教授、教育功能和形象的根本变迁已经成为一种无需论证和解说的社会“常识”了。 　　

　　尽管这些现象已然是常见的世相，神仙也会嘻嘻哂笑，但我仍然要问，对于那些担当着今天的教师、明天的政治规划者职责的教授、教师们（君不闻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政治乎？）而言，人还是一样的人，事还是一样的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如此不堪和难堪呢？是什么导致了他们自身行为的变异和社会评价的180度大转弯呢？我要说，是环境，是他们生活于其中、所时刻面临的教育生态环境。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和教育生态环境呢？剪短截说，这是一个倡导比赛、唯恐不够第一的教育，是一个“以大为美”的教育，是一个重视小机巧胜过大智慧的教育，是一个不怕抓住自己的头发、敢于把自己从地球上拽起来的教育，是一个重视“概念”胜过潜心钻研的教育，是一个把教育简单地类比于流水线和单一质量检验标准的教育，是一个过于紧密地追随社会泡沫和时髦而明显自信不足的教育，是一个相信“有钱就有教育”的教育，是一个因为缺乏标准和权威而始终没有办法不吃大锅饭、不搞轮流做庄的教育……于是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说大话多于做大事，学场拷贝官场，在学术上有等级而无权威，多有“成果”而少有价值，做学问就是做生意，教学生就是发文凭，资源越富有的就越容易有“学问”和“学位”，而贫穷下层者则往往不堪学费之困扰，于是穷孩子上学似乎同时也是在发酵深层的自卑和仇恨……

　　

　　此情此景，纷乱烦扰，人人身处其中，既不堪其扰，又互为援引：想成为一流的学校，必然要有一流的教授，要成为一流的教授，就要有一流的成果，没有一流的成果，就当不了一流的教授，而没有一流的教授，学校就成不了一流的大学。于是，以教育的“类GDP化”肇始，学校的泡沫开始了，教授的泡沫也有了。随着泡沫的繁荣，教育贫乏了，贫穷的人难以与真正的教育谋面了，教师商人嘴脸化所在多有，而教育的产业化则犹如寒冬里的罡风，不仅无孔不入，而且“穿得越少的人，越觉得冬天的寒冷、罡风的坚硬”…… 　　

　　不难想见，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教授、教师个人的“定力”（现在还有吗？）是极其有限的，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之谓也。要在爱好“第一”（是为了夺得更多的“阳光”、资源？）的生态环境下，养育出不匆匆忙忙使出浑身解数证实自己就是“第一”的教授来，未免有些“人性苛求”了。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教育、教师、教授们种种诸如揠苗助长、弄虚作假、假公济私、移花接木、拿他人本钱做自家生意等等“独家秘技”，就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对那种一切唯短期目标、短期利益是图的社会价值系统和规则取代人们对教育和教师的基本信仰和信心的社会时尚，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了。 　　

　　可以预期的是，情况如果不发生明显的改观，继续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教师、教授肯定会变成圈子里很吃香圈子外很恶臭（好教授我自为之，干卿底事？）的行当，犹如某些臭名昭著的职业一样。果如此，教授何以堪？学校何以堪？社会何以堪？